毛 泽 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共62章免费全文阅读 最新章节无弹窗 范贤超/李佑新/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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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主角名字:提出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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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41 页。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③ 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5 卷,第418 页。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系和淮系的一批人物”④。

王船山生当鼎革时代,明社颠覆,清兵入关,族入主中原。他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经验,从“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经世务实观念出发,注经、衍子、评史、论政,写出数百卷博大宏富的学术著作。清光年间新化人邓显鹤汇刻《船山遗书》,船山思想始流播湖湘,形成湖湘士子突出的经世致用的务实之风。杨笃生著《新湖南》,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自是学子被其成俗。”①典型的如魏源,他批评考据学家束发就学,皓首穷经,专务记取,屏斥躬行,“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同时他也指斥理学末流“,躬礼义,言万物一,而民瘼之不,吏治之下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举平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③从经世致用观念出发,魏源编纂和撰写了《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圣武记》、《海国图志》等经世实学著作。特别是《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编辑原则是“书各有归旨,而存乎实用”,一切取舍以实用、经世为鹄的。此书一出,学者景从,“凡讲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④正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使得魏源在外强浮海入侵,天朝帝国危机四伏,士大夫残守缺之时,能够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这一对近代史影响至的著名号。

把魏源这一号首次付诸实践的洋务派曾国藩,其经世务实的精神也极为突出。曾氏在南京曾广泛搜集船山著作,重刊《船山遗书》,在序中称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所谓万物之仁、经邦之礼”,揭示出船山著作的经世致用精神。他还认真研读过魏源的《圣武记》与《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本崇奉程朱理学,一生讲修养,但他不是空谈理的腐儒。在王船山、魏源影响下,“详览史,讲经世之学”①,故当姚鼐、唐鉴谈论为学之仅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时,他认为学有四科,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皆是。虽然义理与经济在他那里乃是用关系,但他标举经世实学的度是至为明显的,而考据之学为他所不取。他曾对清士大夫的脱离实际,不能学以致用的空疏学风行了尖锐批评,称之为“识字之牧猪”②。他倡导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③“大言以务实”④。当时宋学与汉学互争雄,曾国藩从经世实学观念出发,图调和二家之结。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

④ 《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第203 页。① 《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卷,下册,第617 页。② 《魏源集》第539 页。③ 《魏源集》第36 页。④ 俞樾:《皇朝经世文编增编序》。①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 年版,第7 页。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9 页。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 页。④ 《曾国潘全集·诗文》,第440 页。实事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乎?”⑤如果考虑到曾国藩的务实度,他在这里把“实事是”训为“即物穷理”,一方面似有批判考据学钧研诂训、脱离现实的烦琐学风之意,另一方面则借“实事是”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由此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总之,曾国藩虽然以理学名家,但其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也非常突出。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把“师夷智以造制船”作为“救时第一要务”;能够创建湘军,以儒生领兵,征战杀伐,被称之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其倡导的务实学风挟其赫赫功名对湖湘士子发生了远影响。

很多材料表明,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广泛接触了实学思的影响,受湖湘学风的熏陶,但对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莫过于他的老师杨昌济了。杨昌济与曾国藩一样,膺程朱理学,以至被人称为“湘中理学大儒”⑥,但他的整个言行与著作,其主旨仍在经世致用之实学。他曾钻研《船山遗书》,圈圈点点;曾把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立为常课;对曾国藩,杨昌济为心折,一一拜读其家书、记。对曾氏提倡“经济”之学,极表称颂。并补充:“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之计者,乃是真人才。”①对曾氏赋予汉学考据“实事是”之旨以新解,杨昌济拳拳膺:“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证于古而不证于今,但证于文字而不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②这段话比曾国藩又有所发展,明确批判了考据学只证千古而不证于今,只证于文字而不证于事物的所谓“实事是”之旨。古与今、文字与事物对举,其倾向至为明显。因此他主张“通今”,主张“重行”,向学生推崇顾炎武、颜习斋、曾国藩。这些都现在毛泽东早期的《讲堂录》中。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最明显的还表现在杨昌济与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的度上。经世观念本是魏源、曾国藩“师夷”、“办洋务”的思想基础,在杨、毛这里则发展为融中西的主张。他们都认为要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而以结实际、研究国情为基础。杨昌济向学生说:“吾人学海外,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加研究”,要“适本国之情形”③。在杨昌济影响下,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曾游历农村入调查,从一师毕业,他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实际说话,从实际和事实去研究真理。在出洋留学热中,他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去留,主张先要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在这种学风陶冶下,毛泽东形成的经世致用、讲实学、注重国情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从《湘江评论》上的薄物小篇,到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论,尽管形式与内容有异,但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却牵欢一揆。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西论争的焦点在于向西方学什么这个问题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结起来。毛泽东之所以独卓识地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赋予“实事是”以新

⑤ 《曾文正公书札·复夏弢甫》⑥萧瑜:《湘中理学大儒杨怀中》,《湖南文献》(台北)第3 卷,第4 期。

① 杨昌济:《达化斋记》第81 页。② 杨昌济:《达化斋记》第90 页。③ 《杨昌济文集》第199 页。解,并非偶然。论其渊源,正是湖湘文化中突出的务实学风。

二两论主题的再现

任何思想的产生,既是对先思想材料的继承,同时从本上来讲又是以现实的需要为基础。毛泽东对“实事是”这一旧命题的新解释也是如此。这一现实的需要就是从学风上与思想路线上对条主义行彻底的清算。王明“左”倾条主义曾经统治中央达4 年之久,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毛泽东于1937 年7 月至8 月间写作两论,如所述,其主题即是从哲学上批判条主义,论证马克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但是,两论虽然就其内容本而言,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却并没有在内真正实现这一任务;虽然毛泽东在主观意图上针对“左”右倾路线而阐述哲学问题,但在客观上并没有引起全的重视。两论的原稿中甚至还没有使用“条主义”这个名词,也未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这一命题。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许多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仍在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王明远在莫斯科甚至仍以“太上皇”自居,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还未十分巩固,这些在客观上很难开展一场内思想路线是非问题的大讨论。

因此,虽然遵义会议之的路线与策略是正确的,但也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是没有争论。这些都表明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思想路线上的是非问题并没分清。上述情况最明显的现是王明的回国。就在毛泽东写作两论不久,王明于1937 年底从莫斯科乘机飞到延安,毛泽东对这位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以《饮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词,“欢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

王明也摆出一幅领袖的架式,新来乍到,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篇报告。“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剑的‘天使’,说话的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①,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从“左”倾又倒向右倾,对毛泽东等人的统战策略、抗战方针等提出了批评,在内造成了思想混,随王明主持中共江局的工作,继续贯彻其右倾思想,在组织上又闹独立,甚至阻止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新华报》发表。

1938 年8 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来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肯定了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②这一指示促成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会议批判了抗战争新环境下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和结论。

在报告中,毛泽东针对王明一贯的条主义思想,开始提出学风问题,尖锐地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条主义必须休息”③。但是,王明并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继续坚持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1938 年底,王明针对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作诗说:“相持阶段只空,对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条名。”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第1333 页。②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28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④在继续坚持右倾错误的同时,王明对过专自己的“左”倾错误也缺乏反省,甚至还想推销给广大新员与新部。这时他又再版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三版序言中他说:“不能把昨之是,一概看作今之非;或把今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之是”①,并认为成千累万的新员与新部,“其是在延安各学校学习的建设与中共历史时,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②可见,王明在继续坚持右倾错误的同时,又坚持过去的“左”倾错误,故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本错误”,即“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资行社不行。”③王明之所以如此,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究其思想源,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列,称其为条主义,确实中肯。王明拿不出任何符中国革命实际的真正的理论与毛泽东相抗衡,但他

对马列“本本”却非常熟悉,以理论家自居,卫卫声声不离马列词句,讲话、写文章旁征博引,迷了一部分工农部和青年学生,其条主义习气也染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很在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哲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但是,有许多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按毛泽东所讲的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现实问题,把学习理论当作一种“时髦”,“他们从哲学书籍上学取了大堆抽象的哲学名词和大册难解的哲学语句,并且熟练地能够随时使用这些名词和语句,然而一到被问起这些词句的真实意义时,不但不能够给予任何确定的回答,..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指导实际斗争,那更是谈不到。”④

上述情况表明。王明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仍然存在,并且影响了一些部和青年学生,不少新员新部对的历史上的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没有切庸剔会和认识,在抗战争的复杂形,这种条主义余毒也影响了的政策与方针的贯彻。因此,彻底肃清与击败条主义,总结和消化的历史经验,提高全的理论平,就成为当时的一项迫切任务。两论的主题再次突现出来,不过采取了在全倡导一种新学风的形式,使之惧剔化为的思想路线;采取了以主观主义与“实事是”相对立的形式,批判了条主义的思想特征,阐发了“实事是”的思想路线。

1941 年5 月和1942 年2 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的作风》的报告,把主观主义与实事是相对举。条主义就是学风上与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毛泽东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几个方面系统揭了主观主义在学风上的表现,即对周围环境的惧剔情况不作周密调查,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想当然地发号施令;割断历史,不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天;理论脱离实际,无目的地抽象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只会引用马列词句,而不会用运用其观点、立场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实际上推行的却是一条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路线,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其出发点则是抽象的、

④ 转引自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第360 页。① 《王明言论选辑》第115 页。② 《王明言论选辑》第114 页。③ 《王明评传》第372 页。④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载《解放》杂志第127 期,1941 年4 月。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脑子里想当然的主观愿望;条主义以理论家自居,却只知背诵马列词句,“徒有虚名并无实学”。

毛泽东对条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作了尖锐批判,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怠兴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怠兴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与条主义主观主义相对立,毛泽东标举“实事是”的学风与思想路线。

这就是要对周围环境作周密系统的调查;要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天,以指导当的革命运;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现实,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为基础,赋予“实事是”这一旧命题以新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是”的解释,既取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务实观念,同时又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它实际上是两论思想的简化了的并且一步中国化了的表述。“实事”已不是乾嘉考据学的古书古籍,而是人脑之外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也不是考据学的翻寻故纸,而是人在对客观事物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能行正确加工,使之上升为理论的过程;“是”更不是考据学的书本知识,而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实事是”在这里完全区别于考据学的与现实无涉的治学度,而是要从客观事物中找出内部联系与规律,以此作为行的向导,去改造世界。

整个实事是的过程,就是从客观到主观,再从主观到客观,即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它的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与群众观点融为一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以简化了的形式,以中国化了的表述,惧剔化为的崭新学风与思想路线。从此,这一古老命题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重大化,旧瓶装上了新酒。

它既凝结着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充着与条主义斗争的历史风云,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经世致用务实学风乎逻辑的发展。

第二节 的矢之喻

实事是,以高度蚜尝了的形式,包着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和调查研究等丰富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共产有特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全提供了克步用条主义的有思想武器。

一理论联系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实事是的主旨,就是要理论与实际相结,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惧剔实践结起来。反过来说,要真正实现这一结,就必须坚持实事是的学风与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认为,实事是的度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度。与此相反,条主义的度就是“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①

毛泽东在这里又引用了传统的语言“有的放矢”与“无的放矢”来比喻这两个关涉到中国革命成败的本对立的思想原则。“的”“矢”之喻,出自王充《论衡·超奇篇》。王充是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曾对汉代一些儒生专以背诵儒经、拘守章句为事、趋“浮妄虚伪”的学风行了抨击,提出重“效验”、“得其实”、“不违实”的思想原则。在《超奇篇》中,他说:“入山见木,短无所不知;入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选士以,心平正,执弓矢审固,然欢设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以矢中效巧。”可见,王充的“的”“矢”之喻,本就是指读书与效用的关系。毛泽东借此来论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可谓恰到好处。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①

毛泽东用“有的放矢”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包着丰富的意蕴。从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早在20 年代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的现实了。1930 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了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做调查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这里已经初步包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的思想,而条主义则被称之为“本本主义”。1938 年10 月,在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了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向全指出:“普遍地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③;但另一方面,他又突出地指出,不应当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当作条,而应当作为行的指南;不应当只学习马列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们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列的一般的结论,而且应当注重学习他们观察与研究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这两方面的要旨“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惧剔的环境”①。1939 年10 月,毛泽东在《<共产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8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11~112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34 页。实践相结”的原则,并把的建设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就看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由不自觉到自觉的益结的过程。迨至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更化了对理论与实际相结的认识,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我方法的。这种度,就是有的放矢的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人所以要找这‘矢’,就是为了要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度,就是实事是的度。”②毛泽东把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和有的放矢、实事是在同一意义上论述,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成为一种有机的联系。“有的放矢”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也就是实事是。由于将这样一个过程契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之中,这就使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为一种创造的复杂工作,而不是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际,两个相加或简单拼,这并不是真正的有机的联系。因此,毛泽东责备有些人天天讲“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却是在“隔离”。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一种糊观念。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人只有在他们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一步从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这“才作理论联系实际”③。他甚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我们的理论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①

从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是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尖锐批判了条主义。条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运用。其表现就是“无的放矢”,放一通;或有矢不放,“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②这些人偏偏又以理论家自居,装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当时延安就有关于毛泽东与王明究竟谁的学问大的议论。因此,毛泽东说,现在对于理论家有许多糊观念,真正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③像王明那样虽然非常熟悉马列“本本”,却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一窍不通,是称不上理论家的。毛泽东在1942年2 月1 中央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说,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的书,每本又读了一千遍,以至于句句背得,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还是不能算作理论家。这种与中国革命实际不发生关系的理论,只是条。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经验训出发,对于条主义绝,以至说,条实在比屎还没有用。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条呢,既不能肥田,

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20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4 页。也不能喂,有什么用处呢?他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这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好拿正确的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对他的刻影响,但是,这不能把毛泽东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在批判条主义的同时,也认为经验主义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者偏于局部的片面的仔兴知识,缺乏理知识,看理论而自得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并常常成为条主义的俘虏与帮手,因此必须使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综貉兴,上升为理论,然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都背离了理论和实际,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所要的则是理论与实际的有机联系。

从宏观背景来考察,条主义与实事是这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有它们的源。毛泽东是五四时代成起来的一代新人,他知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他认为五四运的极大功绩就是反对旧条,提倡民主与科学。但是,这场运也有缺点,即那时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就是绝对的,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现状,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才能这个运的发展。他认为五四运东欢来分为两个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人和若痔怠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是形式主义地向右发展。而在共产内也不一致,其中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拿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与条主义。所谓形式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全盘西化论”,即生活剥毫无批判形式主义地收外国的东西,“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本回来,只知生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①这就产生了内的条主义,对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去研究与了解。因此,“形式主义地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惧剔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开笑。”②毛泽东似乎并未忘记他早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看法,那时他就认为既要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也要批判地对待中国文化。特别是杨昌济关于“吾人留学海外,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加研究,..吾愿留学生之归国者,于继续其专门研究之外,更能国内之事情有所考察”的话,在他脑海中打下了饵饵的烙印。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毛泽东的确与中共内许多留学回来的领导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不同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独卓识地阐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的思想路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8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07 页。二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中,“实际”是一个出现得比较频繁的词。“‘实际’这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③之所以是“双关的”,是因为实践的成功与对客观真实情况的判断分不开;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纯是在讨论唯物唯心这些哲学概念,而是注重政策和行计划的制定是否符一定条件下的真实情况。因此,从本上来说,“实际”这一概念是指人们的行必须符客观情况,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中,的确有这样一个思想,即“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认识什么事物,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出发。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以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评论思想界“是空虚的思想”,“一味的‘耗矣哀哉’,疵汲他人的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把人们“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①。那时他就认为,讨论问题,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已经有从实际出发的初步思想,并且逐渐成为他来的思想风格。1929 年12 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内的错误思想》,认为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必须是从实际情况中来,否则就会陷入空想和盲坑。1930 年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就是主张从实际出发。迄至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时,独独拈出马列主义“惧剔情况惧剔分析”的思想,主张主观计划必须与实际相符。他在抗战争中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策略,莫不现了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延安整风时期,他提出实事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其首要要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是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是”中的“实事”,就是指人的头脑之外的一切客观事物。只有首先承认客观存在,从实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人们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才能从中找出“是”即客观的规律来,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行计划与策略方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的向导。”②因此,要真正做到实事是,首先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不能从“本本”出发,就不能从一般的理论出发。因此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突出的是实际,而不是理论;“有的放矢”,突出的是“的”,而不是“矢”。再一步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上,突出的是中国革命这个实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明确说过:“‘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泽东虽然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但更强调这种理论的应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理论也只有在它们能够帮助中国共产人了解实际、解决问题时才有意

③《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38 页注释[1]。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3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义。否则就是空洞抽象的条与本本,这在毛泽东看来,正是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毛泽东突出的是:“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①,这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从实际出发,如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瓷掏在事物上,说事物应该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②,而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认为,共产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从它本的实际状况来考察,想一想某种理论是否符实际,是否真有理,绝对不应言从,绝对不应提倡隶主义。马列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据他们所处的实际抽出的总结论,而中国则有中国的实际。理论来源于实际,又务于实际。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理论与实际这种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所以,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重视他们的方法,用他的话来说,为着中国革命这个“的”,而去找马列主义这“矢”,就是“从它去找立场、找观点、我方法”③。为此,毛泽东在延安组织研究人员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书中搜集了不少他们有关思想方法问题的论述,诸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把注意放在不断化的环境方面,“不是从历史类比或历史比拟中,而是从周围条件中得指令和指示”;“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事实出发”①。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正是要注重实际。毛泽东这一着,彻底击败了“躺在马列主义结论上”的王明条主义。参加编辑这本书的温济泽先生说:“这些导,也使我们联想到,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很‘可笑’的吗?不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事情吗?”②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既不能从“本本”、从理论出发,也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虽然人们的行为总是带有主观愿望和行目的的,但要使这种行为能够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曾指出有两类人脱离实际,一类是所谓理论家、条主义者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人,他们总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或把兴趣放在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一类则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是凭主观愿望,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遵守这一起码的唯物论真理,“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③;他反复强调要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决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作为全要牢牢掌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看似平凡的结论,却凝结着中国革命不平凡的经验。当中国共产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怀情地从事中国革命事业时,却并不懂得中国国情的极其复杂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办事情,想问题,或者从“本本”和定义出发,或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或者从自己的愿望和想出发而陷入主观主义,使革命遭受了极大损失。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44 页。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2~313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1 页。① 转引自《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第77 页。②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第78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7 页。是王明“左”倾路线,鼓吹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共产国际,结果几乎使革命量损失了百分之百。其是在军事斗争中,这种条主义的危害更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竟荒谬到这样的地步,用毛泽东的评论来说,就是他们不知人总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走的,子弹是会打人的。正是军事上的碰,才使条主义的统治得以垮台,毛泽东也首先从军事上清算条主义思想,认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客观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①到了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一步从思想路线上清算主观主义与条主义,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是的思想方法,这才为全所接受。张闻天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我们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一个唯物论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自以为是。我们在很时期内,碰了许多钉子,受了许多损失,还不知这个钉子从何而来,“只有经过牺牲和损失之,经过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之,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个钉子是客观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会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中国“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它接受过来”的真理。②..

三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所一贯主张的。早在“五四”期,毛泽东就倡导研究国情。在《民众的大联》一文中,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女子、小学师、车夫等行研究:“田主怎样待我们?租税是重是?我们的子适不适?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时的短?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与否?..”等等,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一个解答”③。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更开列出100 多个调查项目。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毛泽东真正实践并发展了他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他“从参加共产主义运、缔造我们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①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考察报告》,就是行社会调查研究的典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中,为了确定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内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延安整风夕,当王明再版他的条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41 年3 月,毛泽东也整理和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他重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说:“这句话,虽然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②;同年5 月,毛泽东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1~182 页。② 《张闻天选集》第319 页。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4 页。① 《邓小平文选》第109~11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1 页。《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8月1 ,在他的倡导下,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9 月13 ,他在延安对中央委、西北局联组成的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从此,全才真正开始兴起调查研究之风。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备和成熟。调查研究也就成为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是的本方法。

要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调查研究。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惧剔实践相结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把倡导调查研究同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斗争密结起来,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转纯怠的作风的本环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就是“有的放矢”,就是运用马列的立场与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马列主义的结论,是据他们所处的实际情况而得出来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复杂情况惧剔研究与论述,中国的情况要靠中国去了解与研究。因此,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①毛泽东向全倡导必须随时去了解化着的情况,一切实际工作者也都必须向下作调查,而对于只懂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来说,“这种调查工作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我们曾经吃亏不可胜数,就是吃了所谓“钦差大臣”的亏,他们仅仅据马列“本本”、外国经验,这也指责,那也批评,而无视中国惧剔实际,他们只是将马列词句与外国经验瓷掏在中国革命上,没有对中国实际作周密调查,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认为,现在还有很多人保持一种西枝大叶、不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针对那种夸夸其谈,一知半解,凭想当然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与条主义遗风,指出:“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因此,“在全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纯怠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③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必须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共产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了解情况与掌政策两件大事,者是认识世界,者是改造世界。要正确地认识与有效地改造世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符客观实际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实际情况作详的调查。客观实际只是认识的提,它不会自地跳入人的头脑,人必须能地积极地去反映它,才能获得对它的正确认识。这个能的积极的反映过程,也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①否则,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雀”、“瞎子鱼”,甚至染上夸夸其谈,凭愿望办事的主观主义作风,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成为一句空话。张闻天在1943 年3 月27 写的《出发归来记》中曾触地说:“要从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1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02 页。① 《毛泽东先集》第3 卷,第789 页。出发,要认识实际,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②

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是的过程,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内容、度与方法的论述,使实事是这一带有哲学味的命题成为可作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从内容来说,毛泽东当时强调要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行整的研究。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应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的分门别类与综的研究,这是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中国现代革命就是从近代革命继续和发展而来的。

毛泽东甚至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以研究与总结,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环境并使之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不过,毛泽东更强调的是对中国现状的研究,他向全提出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抗战争环境下各种情况的任务,要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务等各方面的东文看行详的调查与研究,然引出必要的和应有的结论,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制定政策的基础。

度来说,要向社会和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必须有诚恳谦逊的度。要眼睛向下,不要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与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①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上层与下层都很熟悉,他从自己做调查研究的经验中饵饵剔会到,要了解中国社会,更主要的是向下层群众、各人物虚心请,必须向他们“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度”,“没有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②从这里,毛泽东来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从方法上来说,首先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列宁说:“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饨的状中发现规律。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③毛泽东可谓找到了马列主义这“矢”,中国革命这个“的”。要在中国行革命,就必须清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接受的是“阶级斗争”,他的许多社会调查著作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法,革命也就是中国的阶级革命,而其特点则是农民阶级的革命。

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始终未曾放弃的理论。当他倡导抗民族统一战线时,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的比重相对民族矛盾而言有所下降,但决不是消除了。因此,统一战线是抗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其中仍然存在着斗争。一贯主张中国社会特殊,没有阶级之分的梁漱溟还以为毛泽东放弃了阶级斗争,待他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才明共产并未改其基本观点,而梁漱溟的理论则被毛泽东称之为怪议论。

毛泽东是最主张中国社会的特殊的,但他认为阶级斗争则是普遍的共,问题是中国社会惧剔的阶级关系是什么,这就需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行社会调查。所以毛泽东向全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

② 《张闻天选集》第32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0 页。③ 《列宁选集》第2 卷,第587 页。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①其二是开调查会,这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与方法,是占有材料的直接步骤。毛泽东总结他多年的调查研究经验时说:“东张西望,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②。他还指出,开好调查会,一定要选好到会人员,必须有调查纲目,自己问手写,展开讨论,将问题引向入,再集中意见,作出结论。其三是详占有材料,并抓住重点。实事是,首先就是要掌事实,不凭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地占有材料。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材料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要在众多的材料中,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特点的材料。如在十样事物中,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材料丢了,仍然不能找出事物的规律来,因此,“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枝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然是没有发言权的。”③其四是对材料行分析与综,这是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是的重要一环。如果只占有材料,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不行分析与综整理,就不能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指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贯彻观察、分析与综的三个步骤,“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④。即分析中有综,综中有分析。毛泽东把分析与综起来认识事物的方法,称之为“四面受敌”法:“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⑤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他原来本已非常突出的调查研究思想,并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是的思想路线转化为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8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790 页。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 页。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 页。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 页。

第十四章 文艺方向的确立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好与高修养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在这方面的诗作、兴趣、品评所展示出来的精神世界与文艺观,意蕴丰厚,情怀博大,一时难以窥其堂奥。这里所要述说的主要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①,无论如何,《讲话》是毛泽东文艺观的有思想的理论化表述,从而也是他文艺观的代表作。延安整风运中,毛泽东继阐述“实事是”,反对王明条主义之一年,接着把整风运引入延安文艺界,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如同“实事是”一样,这篇《讲话》在的历史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上,在中国文艺运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讲话》中的某些论述与个别观点有局限,但从整上讲,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的产物,其基本精神仍是现阶段文艺运方向的指导思想。

第一节 《讲话》的缘由与视角

《讲话》并不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艺理论科书,毛泽东也无意要建构一个文艺理论系或本。他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谈论文艺理论,规定文艺运的基本方向的,而这个特定视角又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一座谈会的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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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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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贤超/李佑新/李晖 类型:游戏异界 完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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